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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苗和背后的国家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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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7-14 11:28:2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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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new.qq.com/omn/20200712/20200712A0L92L00.html

疫苗研发原本应该将主要精力放在一种技术上,毕竟每一种方向都需要一定时间和成本,有一个有突出疗效,后续就可以停止。而现在是几种技术同步进行,五管齐下。这种“运动式”的研究项目能够将研发的不确定性降到零,并且到目前取得的成果也颇丰,五条路线研发项目均有起色。
作者:黄子荣、高翼
支持:远川研究所医药组
新冠肺炎肆虐全球,大洋彼岸的美国历经源起、爆发,懂王各种折腾,CDC和FDA轮番背锅,一番大乱斗后终于迎来了疫情拐点。
只不过方向拐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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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面难控制,年老气盛的懂王也只能把锅拼命往其他国家身上甩,甚至还祭出“检测慢确诊就慢”的言论,气的防疫主任福奇天天拍大腿。
而另一方面,崇尚自由主义的米国人一来拒绝隔离,二来不戴口罩,一副“只要我足够浪,新冠病毒就不会追上我”的态度。
在美国人拿身体抗疫的情况下,除非新冠病毒退化到感染前的水平,否则疫苗就是唯一的希望。
新冠疫苗进度到底如何?
Part.1
从“微生物学之父”路易·巴斯德发明的灭活疫苗以来,疫苗的研究已经走过100多个年头,积累了一定技术。那么,当前疫苗技术能不能做到今年出新冠疫苗呢?
目前疫苗的研发的技术路径基本可分为5条,包括灭活疫苗、减毒疫苗、重组基因工程疫苗、病毒载体疫苗和核酸疫苗(mRNA、DNA)。
五种技术中,见效快的安全性不好,持续作用长的成本高,大家各有各的特点,平分秋色。但每一个方向都是一个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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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国内的研究,3月2日总书记视察疫情防控科研工作,疫苗是提到最多的关键词之一。于是,科技部和卫健委等12部门成立联合科研攻关组,新冠疫苗研发不计成本。
疫苗研发原本应该将主要精力放在一种技术上,毕竟每一种方向都需要一定时间和成本,有一个有突出疗效,后续就可以停止。而现在是几种技术同步进行,五管齐下。
这种“运动式”的研究项目能够将研发的不确定性降到零,并且到目前取得的成果也颇丰,五条路线研发项目均有起色,截至发稿日,科兴中维生物与康希诺&军事科学院以及武汉所三家已经走到三期临床实验,离获批上市只差最后一步。
康希诺是最早发表新冠疫苗有效性及安全性研究结果文章的研究方,效果好安全性稳定,但因为用的是腺病毒载体技术,而这个病毒在人群中感染率本就比较高(但因为没啥毒性所以也不会生病),这会影响真实免疫效率,所以最终疫苗效果仍待实验证实。
科兴和武汉生物所的灭活疫苗二期临床数据同样有着积极结果,研究项目也在稳步向前推进中,获批前景较腺病毒载体疫苗要好一些。
而对于海外,前段时间炒的火热的Moderna,虽然是最早公布实验结果的机构,但它是直接跳过了动物实验,从实验室里出来就直接开展人体测试了。牛津大学和阿斯利康合作的腺病毒载体疫苗已经开展三期临床试验,是名义上走得最快的项目,但二期数据表现不如科兴[1]。
此外,辉瑞、BioNtech和复星医药合作的mRNA疫苗刚刚于7月2日披露,也出现良好的结果。
以上是目前走在前沿的新冠疫苗研发项目情况,不出意外,国内外这一批疫苗在下半年都会陆续获批上市。
很明显可以看到,上述研究项目基本是一抓一个准,这和新冠病毒免疫原性强有关,相比于艾滋,新冠病毒被T细胞识别并产生抗体要容易得多。而30年来研究HIV疫苗积累的免疫学和分子生物学技术让新冠疫苗的研发更为得心应手。
但这并不表示研究新冠疫苗可以“小火慢炖”,全球大爆发,抢时间窗口有着诸多意义,这也是康希诺的疫苗在安全性试验完成后就直接在军队中先行使用的原因。
中国因为疫情来得早,疫苗研发上有着先发优势。但抛开这些,疫苗研发是集产业技术、卫生体系和自身运营等多方面因素的领域。中国的疫苗行业在全球地位到底如何?
Part.2
我们先来看一下中国疫苗行业的发展史。
1910年,东北鼠疫爆发,留学归国的伍连德临危受命出任防疫总督,疫情扑灭后便成为袁世凯的首席医学官。几经辗转后,伍连德在卫生体系贫瘠的民国时期建立起第一个中央卫生防疫处,疫苗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才正式投入使用。
民国时期的中国并不甜蜜,文化与科学大多让步于民族救亡运动,但好在有伍连德、颜福庆、汤飞凡等一系列卫生领域先驱夙兴夜寐,中国的疫苗和防疫体系勉强得以生根发芽。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俱兴,在国家卫生部门的统筹协调下逐渐建起了各地方级疫苗研究机构。
原中央防疫处被接管后,更名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也叫北京所;两家在东北的卫生技术厂合并为长春所;原国民政府西北防疫处吸纳晋西北制药厂的血清、疫苗部分后改名兰州所;卫生部大力援建川鄂两地的成都所和武汉所;以及上海防疫处合并原卫生署试验室,最后在陈毅市长的重视下大力投资建成的上海所。
这六大所,加上1958年建立的云南猿猴实验生物站也就是后来的昆明所,在改革开放之前一直是疫苗行业的国家队,承担了建国后近五十年的卫生防疫与疫苗研发任务,乙肝(疫苗)、结核病(卡介苗)、小儿麻痹症(脊髓灰质炎疫苗)等等疾病因此得到很好地控制。
而改革开放后,卫生部将七大所统一整合,改名中国生物制品总公司,即“中生集团”的前身,一度垄断了全国疫苗的研发与供应。
七大所和中生集团提供的疫苗大都富有计划性色彩,为公民免费注射,由国家财政兜底,也称一类疫苗;与之相对应的是公民自费自愿接种,定价采取完全市场化,盈利性较强(譬如HPV疫苗、狂犬疫苗)的苗,称为二类疫苗。
改革开放吸引到一大波外资疫苗企业,占据全球市场90%的疫苗四巨头辉瑞、默沙东、GSK和赛诺菲巴斯德接连进驻中国。他们在带来新型苗种的同时,也带来“会议营销”、“学术推广”、“品牌战略”等一系列运营套路,国人刚刚增长起来的保健需求被外企瓜分的七零八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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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资巨头的示范下,二类疫苗市场也逐渐迎来了本土企业家。
1986年,河南新乡防疫科科长安康罹患流感,病情一度严重恶化[2],这段经历驱使他一头扎进了疫苗研发领域,1989年机缘巧合进入了兰州所。加入兰州所两年后,已经成为处长的他主导兰州研究所河南分部和港资台资一同成立了一家生物工程公司。
虽然这家公司很大一块业务放在了血制品上,但其在2009年研制出世界上第一支甲型H1N1流感病毒裂解疫苗,成为中国疫苗力量的象征之一。而这家公司,就是涨了35倍的华兰生物。
而在2002年,兰州所研发出A群C群脑膜炎球菌多糖疫苗(相当于多价疫苗),但体制内的人玩不转营销,于是将该产品独家代理给了一家重庆的疫苗销售公司,后者是三年前广西防疫系统免疫科科长辞职下海创办的企业[3]。
2005年,C群脑炎在全国爆发,该产品一下子成为独家抢手货,疫苗一下子卖了2000万支,大头利润全部让给了这家销售公司,成为了这家公司的第一桶金。这个原来的科长叫蒋仁生,而这家公司,就是近期涨的飞起的智飞生物。
疫苗不同于药品,后者主要和医院医生对接,但疫苗主要围绕各地疾控中心转,医院多且医生不固定,但防疫处雷打不动,这就决定了疫苗经营渠道更为重要。智飞凭借早期积累的优势,一举拿到好几家疫苗企业的代理权,其中最著名的便是默沙东的9价HPV疫苗,常年处于缺货状态。
在智飞发迹的前一年,一名昆明所的老员工李云春也嗅到了市场的火热气息,下海创办了一家疫苗企业,他拉来一批昆明所的专家,并请来曾经的昆明所所长担任首席科学家。
带着这样的“国家队”背景,这家公司IPO时发行价市盈率高达133.8倍,堪称A股历史上估值最高的新股,而在网下配售认购倍数同样高达46.26倍(网上68倍),成为当年的“第一神股”。这家公司,就是沃森生物。
当然,除了七大所的开枝散叶,疫苗领域也有海归派贡献力量,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康希诺。
1991年,南开微生物专业硕士毕业的宇学峰远赴加拿大攻读博士,毕业后进入全球最大人用疫苗公司赛诺菲巴斯德,一举成为巴斯德最年轻的高管之一。也许是看到国内医药产业的崛起,宇学峰跟随第一批归国的生物医药人才的脚步,在2009年创立康希诺。
这家公司在2009年成立后一直默默无闻,直到2017年联合研发出亚洲首款埃博拉病毒疫苗——也就是《战狼2》里吴京誓死保护的“拉曼拉疫苗”现实版——成功一炮而红。
而在这批本土疫苗头部玩家中,还有一家科兴生物不得不提。其创始人尹卫东出身于赤脚医生,后来在北大博士、未名医药董事长潘爱华的“赏识下”成功托起科兴。
但共患难易同享福难。科兴上市纳斯达克后,近两年这对师生为了公司经营权撕破脸,潘甚至同样上演了带领二十大汉来到科兴办公室抢夺重要资料的戏码[4]。比李国庆还要早了两年。
争权之战最后不了了之,科兴生物和未名医药后来随着新冠疫苗捷报频传最近也是风光再起。
七大所加上这些民营之光,共同组建起了中国疫苗研发和生产的第一梯队。除了外资力量,国内用的绝大多数疫苗均来自这些机构及下属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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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已签发的疫苗数量和批号
那假如把这些一梯队单独拎出来,和外资疫苗企业比较,胜算几何?
Part.3
如果仔细观察海内外新冠疫苗研发情况,会发现一个现象:海外的疫苗公司基本不做灭活疫苗。这并不是因为灭活疫苗疗效差,而是国外很难做到。
灭活疫苗原理是通过精准控制病毒传染性,使得人体免疫系统能够产生足够的抗体而不受病毒感染。有效性和安全性通过后,就可以上市了,但因为涉及病毒的培养和灭活,相比于其它技术安全性较好,该方法需要更大规模以及更为严格的P3实验室。
而大规模的生物安全实验室离不开大资本的支持。医疗最发达的美国,虽然其国防部以打击“生化恐怖主义”为借口在全球建立了大大小小两百多个实验室,但一来这些实验室离产业化要求甚远,二来企业要改军用为民用,短时间内也非常困难。所以尽管灭活疫苗是安全性最好的思路,但少有海外企业耕耘。
但国内完全可以凭借自上而下的动员能力短时间内完成这种硬件条件的配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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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苗行业有着很大的公共卫生属性,关乎公众健康问题,尤其是在紧急疫情事件当中,公共卫生更像是一道水闸,越晚控制所付出的代价也就越大,这时候全国性的动员能力就尤为重要。
只要顶层拍板,疫苗研发效率在全球都是无人匹敌的。
另外,疫苗领域在科研水平上同样不输于海外。全球科研届都是互通有无的,中国凭借人才数量优势很容易把文章数量拉倒第一名,
但中国有一块硬伤的是疫苗生产工艺水平。
对于这一点,长生疫苗就是一个最好的警醒。
生产工艺涉及到精细工业制造,产业化的工艺需要技术实践与传承,但七大所更多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中国疫苗行业参与到市场化竞争中不过20年。
长生事件后,中国第一部《疫苗法》得以提前颁布,规模化和集约化成为法案的主旋律。一类疫苗在中生集团的主导下稳步前进;而二类疫苗,本身更考验企业的产品力和研发水平。
今年年初,沃森生物13价肺炎疫苗签发上市,打断辉瑞近20年来的市场垄断;而今年几家公司在新冠疫苗研发上的表现,是疫苗法颁布后的一次阅兵。
而这次疫情,同样也是国内疫苗无论是技术还是工艺上的一次追赶。因此,新冠疫苗的上市,对于国内的疫苗企业无疑有着更多一层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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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2]. 中国生物医药龙头
[3]. 从102亿到56亿的纸面富贵
[4]. 给北大教授、我的董事长潘爱华的公开信,科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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